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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野先生》难句解(节选) _藤野先生节选[2016-06-05 18:37:46]

《藤野先生》难句解(节选)

(一)“东京也无非是这样”

《藤野先生》是以“东京也无非是这样”开篇的。

本文最初发表时,用“旧事重提之九”作副题。作为“旧事重提之八”的是《琐记》,结尾部分谈到自己在南京水师学堂肄业,又转至矿路学堂毕业,“爬上天空20丈和钻下地面20丈,结果还是一无所能,学问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了,所余的还只有一条路:到外国去”。于是,在《藤野先生》的开头,就写了上面已引的那一句。意思是说:到外国以后又怎样呢?“东京也无非是这样。”

撇开和上一篇的关系来说,这一句话作为独立成篇的散文作品的起句,也因它的劈空而来,在结构艺术上显示出独创性;又因它的提示全段,在意思表达上有其深刻性。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起句劈空而来,文意引入东京,却又立即归结到东京留学生活中所见景象的否定。这就是关于辫子和跳舞的见闻。

关于辫子,散文里写了留学生的盘辫与散辫。速成班的清国留学生盘着大辫子,成群结队出入于上野公园樱花丛中,以游逛为务;或者是解散辫子,扭动脖子,以丑为美。关于跳舞,叙述留学生会馆每到傍晚,就“满房烟尘斗乱”,以为时髦。这些留学生留而不学,深为鲁迅所厌恶。

这种奇怪的现象,表明了东京不足留恋。从憧憬到惊怪,从追求到厌恶,种种思绪都用“东京无非这样”寥寥七个字表现出来,并且也为得识藤野先生于仙台作了铺垫。如果把“东京也无非是这样”移到第三节,置于“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之前,那也完全可以读通,且还变得容易读懂。但是,这样一来,就有两个不同了:

第一,这一句就不再是提示东京观感的话,而是与“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合成过渡性的语言,既不能加强过渡作用,又失去了劈空抓来、就势掷去的艺术力量。

第二,这一句变换了位置,虽然也能在叙述辫了与跳舞之后略见对此表示的厌恶之情,但是这种感情既已减弱,文章也失去了原来的短促叹息的情绪,东京不可久居的急迫感也不能在开卷之时就传达给读者。

开篇的一句,实在是寓新奇于平淡的传神之笔。记叙仙台的藤野先生而从东京的“清国留学生”写起,使人不觉得兜圈子,而感到应该这样由外围进入中心,这句“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也是万不可少的。

(二)“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

由东京到仙台途中见闻的记叙,当然应当力求简要,百来个字,却把日暮里写得很突出:不知怎地,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

关于这些话,在一些研究分析文章里有着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解。有的以为,鲁迅“对日暮里,闻其名而忧祖国之衰”,有的以为,鲁迅见其名而“产生预感,军国主义的日本总有一天要没落,像日落西山”。

我们对两说都不敢苟同。

“闻其名而忧祖国之衰”,这里所说的由“闻”而“忧”,不是广泛意义上的忧国忧民,而是有特定的内容的;也就是说,由“日暮”之名而想到祖国的处境,以“日暮”比拟“祖国之衰”。当时的祖国诚然是衰弱的,鲁迅也诚然为之忧虑,但是,“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青年鲁迅,怎么会认为祖国日暮途穷了呢?须知此时他的反清革命的热情正炽呀!

若说是由此一地名而预感到“军国主义的日本总有一天要没落”,那无异是说,鲁迅在留日时期已经对社会发展规律有所认识,已经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趋势有所明白。留日时期的鲁迅,还没掌握马克思主义,怎么会有这种预见?而且,当时日本正是明治维新之后不久,刚刚由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日落西山的征象何曾明显出现?

在日暮里的地名问题上,我们大可不必去求什么微言大义。鲁迅记住了这站名,我的蠡测是:在以“日出之国”名世的国度里,竟有“日暮”的地名,所以容易被记住。

(三)“其次却只记得水户了”

提到水户的话,只有一句:其次却只记得水户了,这是明的遗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

水户的所以被记住,原因已经写明白:“这是明的遗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有的同志以此作《藤野先生》的主旨乃是表现爱国主义思想的一证,有的同志虽然不承认主旨在表现爱国主义思想上,却也认为这一句是说明了这一点的,亦即“显然是从爱国主义思想出发的”。我的看法有所不同。提及水户与朱舜水的关系,看来是为了表明:此时经过了200多年前朱舜水客死之地,此去仙台,比当年从事抗清失败而走日本的朱舜水跑得更远,这究竟是幸邪否邪?──读到后面,我们才知道,鲁迅踏着朱舜水的足迹,到了“还没有中国的学生”的仙台,得以师事藤野,是其大幸。

至于写这一句是否“从爱国主义思想出发”的问题,也顺便说一说。诚然,鲁迅留学日本,是有他的爱国主义目的;但并不等于说,这就是此文的主题。分析主题,要从全篇的内容和构思来看,这里不可能展开讨论。单就这一句而言,我们固然也不能说鲁迅写的时候就没有这种思想,但把此句写在这一篇散文的这一个段落里,就未必是“从爱国主义思想出发”,也就是说,在本文中选取这个材料,用意是在插入朱舜水当年足迹所至的情形,由此引到后来得识藤野的大幸。

(四)关于仙台食宿的一些话

文中记载的仙台食宿,用了一个自然段,有几百字之多。这些话似乎容易看懂,但却出现不同的理解。

鲁迅记叙这些的用意何在呢?曾有人认为:“鲁迅厌弃他们的生活,而对远离东京的一个小城的艰苦生活不以为意,这充分表现了他不同于一般人的追求和向往。他到日本来留学不是为享乐,而是要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教职员对他的关怀和照顾,也正是他这种探索中的一种精神上的慰藉。”

是否真是如此呢?

我要提请注意一点:这些关于仙台食宿的话置于见藤野先生之前,决不会与后文无所关涉。如果说此时已得到“慰藉”,那么藤野先生的关怀也就不是空谷足音了。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仙台医专教职员对他的操心。但这种操心,鲁迅认为不过是“物以希为贵”罢了。这种“物离乡贵”的优待,是不能和藤野先生的关怀并论的。

(五)“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

记藤野先生来上第一课时,说:(他)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

对此,有的同志这样解释:“写出藤野先生朴实而又学识丰富的风度。”

我们想反问一句:如果一位教师声调并非“缓慢而很有顿挫”,那么这位教师是否朴实?他的学识是否丰富?这大约是无从回答的,因为其间并无必然的联系。

鲁迅写他上课时声调“缓慢而很有顿挫”,是记实。这正好反映出藤野先生为学生听课设想,使学生既能有所思索,又能记下笔记。倘若讲课平直,不大能启发学生思考;讲课速度太快,则记录困难,且又无暇思索。

是的,藤野先生不仅“介绍自己”时声调如此,后来因鲁迅解剖尸体而释然于怀,高兴地述说这一点时也“仍用了极有抑扬的声调对我说”。那么这种声调,无疑是在课堂教学中养成的习惯了。

(六)讲演·讲义

关于“讲演”,散文里是用在这样的句子里的:……上学年不及格的留级学生,在校已经一年,掌故颇为熟悉的了。他们便给新生讲演每个教授的历史。

这句话,令人记起《红楼梦》里的“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此处“演说”一词,当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演说”。在现代,这个词是发表鼓动性、说理性意见的意思;在《红楼梦》里,则是兴致勃勃地述说的意思。鲁迅在《藤野先生》里用的“讲演”略似于《红楼梦》所用的“演说”。留级生“给新生讲演每个教授的历史”,并非客观地叙述教授们的事迹,更非平淡地介绍他们的学历、经历,而是连演带说地叙述这些教授的旧事,其中包括笑谈。──这是从散文里转述的关于衣着的事,可以了解到的。

关于“讲义”,这篇散文里用得不少。但归纳起来,也不过两种意思。其一是:“从此就看见许多陌生的先生,听到许多新鲜的讲义。”这里的“讲义”,是讲课的意思。其二是:“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此句中的“讲义”,是笔记的意思。

在作了这样的简释以后,尚须研究一个问题:鲁迅为什么要在可以用上讲课、笔记的地方,改用“讲义”这个词呢?有的同志认为,他吸收了日语,在日语中有此一词,有此用法。如果仅仅说到这里,我以为还只说对一半。因为日语中的“讲义”一词,也是从汉语里吸收去的。

“讲义”在古汉语里,原为讲解经义的意思。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一:

开元五年九月,诏曰:“古有宾献之礼,登于天府,扬于王庭,重学尊师,兴贤进士,能美风俗,成教化,盖先王之繇高。……其诸州乡贡、明经、进士,见讫宜令引就国子监谒先师,学官为之开讲,质问其义。……”

这里所说的是国子监先师开讲经义、向就学的国子监生员质问经义。佛教徒讲论佛典经义亦称讲义。

日语中吸收了这个词,一直沿用下来,直到兴办新式学校,亦用此说法来指称教师讲课。

“讲义”既然是讲课的意思,学生听课时记录下来的笔记,也就可以称为“讲义”了。《藤野先生》里,有此一词的句子,多数是用后一词义。比较难以辨别的是下面的句子:

“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么?”他问。

“可以抄一点。”

这里的“抄讲义”,当然不是照着印发的书面讲义抄写,而是照着口头的讲解作记录。藤野先生所问的“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么”,指的是讲课内容能否记下来。则此处的“讲义”,当解作讲课。这和鲁迅叙说自己所记的“讲义”之为笔记,并不相同。

《藤野先生》里所使用的“讲义”一词,无论哪一处,都不同于今天的通常用法,今天是作教师编写并由学校印发的教材解释的。

(七)“他也偶有使我很为难的时候”

这“偶有使我很为难”的,是指这样的事实:他听说中国的女人是裹脚的,但不知道详细,所以要问我怎么裹法,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

为什么“很为难”,有不同的理解。

一种解释是:“鲁迅先生不愿意把这种丑恶的陋俗说到外国去,所以对于藤野先生关于小脚骨头的问话,感到‘很为难’。”这一看法沿用者比较多。有的还作进一步的发挥:“‘使我很为难’,不愿提到中国妇女受压迫摧残的象征,表现了作者高度的民族自尊心。”然而真是“不愿提到”么?有的同志作了值得重视的分析,他认为鲁迅是回答了藤野先生的,但这答话省略了:

作者虽然“很为难”,结果还是回答了他的。何以见得呢?因为藤野先生叹息道:“总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很显然地表示出他已经听了作者的回答,但是百闻不如一见,总得看一看才能知道究竟。然而作者在这里巧妙地把回答的话省略了。

这个分析,是可信的。既然鲁迅有所回答,那么,“不愿意说”“不愿提到”也就不合事实了。何况,如同别一些研究者所说,鲁迅向来反对把讳言本国落后的习俗与民族自尊等同起来。在《灯下漫笔》中就表示过,对于“疾首蹙额而憎恶”当时中国落后现象的外国人,“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后来又专门写过一篇《以脚报国》,批评了“杨缦华女士”在比利时讳言当时中国还存在着的裹脚的女性。如果以为鲁迅因为民族自尊心而不愿这恶习说到外国去,那是不合于鲁迅的一贯见解的。

另有一种解释:把鲁迅的“很为难”,是由于他没有见过到底“怎么裹法,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说不清楚,便感到“为难”,并以自己的“为难”衬托了藤野先生尊重科学,得视调查的可贵精神。这也就是说,鲁迅的“很为难”,是因为困于藤野先生的质疑。究竟是否这样呢?若从解剖学来看,鲁迅确乎没有见过“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但对“怎么裹法”,是不会不曾看到过的。他在日本时曾写信给母亲,要她放足(据王鹤照回忆),也可以说明他见过上辈妇女的缠足情形。许寿裳回忆鲁迅自述的学医动机时,说除了其他两个动机外,“还有第三个:救济中国女子的小脚”。既然如此,他在学解剖之后,岂会对缠足所造成的足骨变形一无所知?可见这种说法未必符合原意,藤野先生的提问,完全是一个正直的、认真的医学家出于研究需要而提出的,他没有民族偏见,更不含讽设的意思。在这种情况下,本应以礼相待,为他提供研究足骨之材料。然而,实在难以启齿。因为缠足现象恰恰是鲁迅一直深恶痛疾的东西,被他认为是世界上仅有的一个怪现象。解剖学一定使他懂得缠足多年的足骨压折了是无法恢复原状了,向藤野先生提供真实情况也无助于研究“救济中国女人的小脚”。我以为,应当回答而难于启齿,才是使鲁迅“很为难”的原因。

前面已经引用过一位研究者的分析意见,认为鲁迅是回答了的。这与“很为难”并无矛盾。在“很为难”之后,又终于回答,也并非不可能。至于答了些什么,我们自然不得而知了:因为作者自己没有写。

(八)“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叙述看时事影片(幻灯片)时,有这么一句:“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我”当然只有一个,决不可能有两个,为什么要这样特意写明呢?从前文看,可以明白它的大意:时事片子既然映的是日俄战争的情形,画面上出现的总该是限于这两国的人吧?“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而“夹在里边”的中国人,一个是要被枪毙的,一群是围看枪毙的。这说的是电影(幻灯)里映出的中国人,接着就又说到讲堂里的一个中国人──“我”。

这些话里所叙述的中国人的情形,是沿着“一个”──“一群”(以上在片中映现的)──“一个”(在讲堂里)这个次序说的,行文要移到“我”上面来,既要写出“我”,又要写明“一个中国人”,便不能单写“在讲堂里的还有我”。

“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这句话,其实是有所省略的。如果补全了,当是:在讲堂里还有一个被置于映示闲看枪毙中国人的一群中国人的影片面前的一个中国人,那就是我。──这样写当然太噜了。鲁迅既要表达这样复杂的关系,又要写得简捷有力,于是写下来的就是仅仅10个字的一句话,饱含愤激之情的一句话。

(九)“呜呼,无法可想!”

看时事影片时,讲堂里一些日本学生发出了欢呼声,接着写的是: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采──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这里难解之处在于“无法可想”几个字。

认为“无法可想”,是在什么时候?上海师大中文系编写的《鲁迅作品教学参考资料》所作的解释是:“指1990年──1917年间的事。”这个时间,上限是理迅归国年代,自然与“此后回到中国”相合,下限则不知何所据而云。这本书接着有解释说:“(鲁迅)因为没有找到启发人民觉悟的真正武器,因而对这种麻木落后状态感到无法可想。”似乎以为1917年之后,就已经找到这样的武器了。然而,作于1925年的小说《示众》,恰恰就是描写了“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的,《藤野先生》作于1926年,也对此感叹“呜呼,无法可想”,可见1917年之说不确。我以为,这“无法可想”的思想,一直要继续到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前夕。

“无法可想”是鲁迅回国之后才有的想法,在仙台决定弃医从文以至到东京从事文学运动时,他是怎样看、怎样想的呢?这在上引的《鲁迅作品教学参考资料》里是这样的解释的:“‘那时那地’,指在仙台决定弃医从文之时,那时鲁迅认为‘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提倡文艺运动了’。”所述时、地以及意见的改变,都是对的,但还可以说得清楚些:“在那时那地”,鲁迅以为是有法可想的。

那么,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是否又回到早先的有法可想上去了呢?我的理解是:不是这样简单的回复。这时,他对文艺的作用有了确切的认识。在《文艺与革命》中说:“我是不相信文艺的旋乾转坤的力量的,但倘有人要在别方面应用他,我以为也可以。譬如‘宣传’就是。”后来,他在1933年12月20日致徐懋庸信里也说:“文学与社会之关系,先是它敏感的描写社会,倘有力,便又一转而影响社会,使有变革。”这个认识,与他决定弃医从文时的有法可想的想头,是不同的。早先以为文艺可以改变“示众”的看客的精神,后来知道无此伟力,“无法可想”,再后又认识到文艺固然不足以旋乾转坤,却能“影响社会”。

(一○)“状况也无聊”

离开仙台再没有写信给藤野先生了,原因是:又因为状况也无聊,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便连信也怕敢写了。

这一句我未见有人作解释,有之则大约自《鲁迅作品教学参考资料》始。该书认为:“这句话指离开藤野先生之后,成绩很不理想,充满自我解剖的精神。”接着历举鲁迅办《新生》杂志未果,回国后见到许多失望的事。释语最后说:“(鲁迅)一度感到寂寞和苦闷,直至十月革命以后,五四前后,才开始了新的战斗。”然而,既然已经“开始了新的战斗”,那就不是“状况也无聊”了。也许有人会说,这虽不无聊,但成绩很不理想。如果这样,亦可证明“状况也无聊”毕竟不同于“成绩很不理想”。我的意思主要在于:鲁迅说这话,并不是在作“自我解剖”。若说这是“自我解剖”,岂不等于说没有写信成了鲁迅“自我解剖”的题目?“自我解剖”原是很严肃的字眼,不宜用得太滥。

我的理解是:“状况也无聊”略近于文言的“乏善可陈”,也就是说自己没有什么值得告诉对方,看作谦词可以,不必去钻“微言大义”的牛角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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